华为事件持续发酵,特朗普签署禁令,谷歌断供,英特尔、高通、博通等美国企业跟进。美国随后发布90天“缓冲期”,华为及供应商在这期限内处理“断供”事宜。

这90天,是美方博弈的策略,中美双方已进入打打停停的博弈时代。这时期或许五年、十年,亦或更长。

本文以拉长五十年的视野,以贸易的底层演变规律以及全球化趋势,尝试以更加理性的思维看待华为事件与中美关系。从商品贸易到要素贸易,互补型贸易到重叠型贸易,洞悉中美贸易之逻辑,破解中美博弈之迷局。

01中美互补型贸易的阈值

1978年,小平同志主导中国改革开放。

1979年,中美建交,东方思潮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交汇。

1980年,里根总统入主白宫推动改革,打造“里根大循环”。

国门打开,潮水进来,最细致入微的永远只有商业与贸易。

中美建交时,双边贸易额只有25亿美元。如今中美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进出口总值6000亿美元,但两国正在展开一场激烈的贸易利益角逐。

从25亿美元到6000亿美元,中美这四十年有太多的利益、冲突以及故事。但贸易依然是中美最根本的主题,也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

中美贸易,若脱离贸易的本质以及底层的逻辑,总有些云山雾绕、似是而非。

中美贸易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互补型贸易。

所谓互补型贸易,最简单理解是中国是美国的工厂,美国是中国的市场。中国的低廉劳动力及廉价商品,与美国的高科技,形成互补。

从贸易结构数据来看,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集中在机电和轻工消费品,如机电、音响设备及其零件占到了46%,纺织原料及纺织品占10%。美国主要向中国出口技术及资本密集型产品,集中在机械、汽车、航空、光学、医疗设备等。

这四十年,这种互补型贸易,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贸易思维,甚至全球化思维之中;也渗透到中美两国经济体以及家庭生活之中。这一切似乎都是顺理成章、理所应当,产业大分工、大转移,全球化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有问题吗?

有问题,持续的大规模的互补型贸易必然引发贸易冲突。

中美今天之所以走到火山口之中,是因为两国四十年的贸易之路实际上越来越偏离经济规律,最终触发两国利益的阈值。

贸易,尤其是互补型贸易,应该是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最佳办法。300多年来,不管西方经济学家们如何争锋相对,但有一点共识是,承认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手段。张五常先生曾经说:“互利贸易的方式可能是一个最佳的解决分配问题的办法”。

从贸易的起源理论来看,互补型贸易符合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中国长于大量低廉劳动及高效的全产业网络,美国长于资本与技术,二者都充分发挥了比较优势。如此,互补型贸易名正言顺,符合经济学逻辑。

从贸易结果来看,美国家庭享受了低廉价格的红利,获得了互补型贸易的经济福利。中国方面,互补型贸易推动中国快速建立了一套覆盖面广的制造业体系,国内财富也快速增加。

但是,互补型贸易如果长时间持续,且大规模发展,则违背了经济规律。过去,中美之间维持了40年的互补型贸易大规模高增长,实际上是两国要素市场供给扭曲、价格扭曲的一种表现。持续大规模互补型贸易,是要素市场失灵下的畸形贸易。

怎么理解?

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发展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时,提出了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也叫要素趋同理论。萨缪尔森通过研究发现,两个国家发生贸易,如果要素市场自由化,那么这两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优势会逐渐削弱甚至消失,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要素价格会逐渐趋同。

举个例子来说,香港自由行开通之后,内地游客发现香港商品价格便宜,大量游客及代购赴港扫货,港货一时间供不应求,商品物价逐渐上升。这些年,港货价格优势逐渐被磨平,深港两地的部分商品价格趋同。

假如中美两国的要素市场是开放的、自由化的,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很难维持多久。为什么?美国劳动力价格高,中国劳动力会向美输出,从而压低当地工资;反过来,美国厂商也会选择在中国设厂,以降低成本。后者情况已发生,只是程度上还不够。

两国或两地一旦要素价格趋同,互补型贸易量则逐渐减少,要素型贸易会增加,属地化生产则得到强化,会同时出现逆全球化和要素全球化扩张。

但是,为什么中美两国依然还维持着强大的比较优势及要素禀赋优势呢?为什么中美两国的互补型贸易规模越来越大,贸易逆差也越来越大?为什么互补型贸易的惯性势能不断持续,却没有沿着价格均等化理论而缩小?

主要原因是两个方面:

一是客观因素。

由于国家壁垒的存在,如关税、移民政策、货币主权等,两国之间的要素市场无法完全实现自由化、市场化,供给机制容易失灵,价格机制容易扭曲。张五常说:“市场价格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准则。”但如果要素价格市场发生了扭曲,那么市场则容易出现租值消散,则无法保证贸易的效率及经济福利。

具体来说,受移民政策影响,中美两国或者大多数国家都无法实现劳动力自由流通。土地、矿产资源、气候资源无法流通,这种属于天然禀赋。另外,最为关键的是货币市场无法实现完全市场化。

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掀起了一场金融自由化热潮,如今不少国家的资本市场、利率市场、外汇市场都已经实现了市场化、自由化。但是,货币市场终究不是一个完全的自由市场。

世界各国的货币供给,都来自货币当局。发行多少美元,联邦基准利率提高到多少,由美联储主席及理事会投票决定。美元的供给及联邦基准利率的人为调整,对利率及外汇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上个世纪80年代,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强势加息,高度紧缩货币,利率疯狂飙升,美元在外汇市场上大幅度上涨。沃尔克一手将美元托举到强势时代,一扫70年代的颓势。

货币和人才,是当今时代最为重要的两大要素资源。这两大要素无法在全球自由流通、充分配置,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要素价格趋同。这些天然的壁垒和国家壁垒,维持着互补型贸易的畸形发展。

二是主观因素。

主观因素主要指国家政策。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政策,对市场的影响很大。1980年代,里根改革之后,美国形成了金融资本主义模式。这种模式下,美元长期被高估,形成强美元、强金融、弱制造的格局。

这种模式,与美国经济实力有关系,但政策转变起到推动作用。反过来,政策改变加剧了这一模式的势能,促使美国强美元与日本低廉制造形成互补型贸易。

其中,外汇政策的人为干预起到关键作用。沃尔克抬高美元外汇后,其它国家的货币则出现大幅度贬值。1985年,美、德、英、法、日等五国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了人为干预外汇市场的协议,以阻止美元快速升值。

但是协议签署之后,五国发现美元贬值太快,其它国家尤其是日元升值太猛。两年后,在法国巴黎,美、德、英、法、日、加、意七国在巴黎卢浮宫达成协议。这次人为干预的目的是阻止美元币值下滑,保持美元汇率的基本稳定。

从1980年代开始,美元在外汇市场与外汇政策的共同作用之下,维持强势地位。

再看日本,二战后,日本为了复兴国内经济,决定以贸易立国,促进出口制造业发展,人为压低日元汇率。高美元与低日元的格局长期维持,这种人为干预的汇率政策促使日本出口制造快速发展。到了1970年代,日本已崛起,并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

当然,这种外汇政策美国也是受益方,尤其是金融产业。美国凭借高价美元,大量进口廉价日货,同时在全球跨国投资。

除了外汇政策,还有其他政策限制要素市场自由化,如技术封锁法令、产业政策。美国、英国等17个西方国家,早在1949年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针对一些国家实行禁运和贸易限制。列入禁运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

尼克松访华时,对中国的部分禁售品解禁,欧洲也放宽了对中国的技术出口。但是苏联解体后,欧共体终止对华放宽尖端技术产品出口计划。如今,欧美国家不少高端技术都对华封锁,这严重阻碍了技术要素的全球化流通和配置。中国手握大量美元外汇也没有办法购买欧美高端技术,一定程度上拉大了中美贸易逆差。

日本军工方面的高端技术产业,也遭遇美国政策的限制。美国某种程度上为日本支付了国防费用,日本不少军工技术只能从美国进口。这就相当于给日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盖了一个天花板。这种政策也不利于日美两国的技术资源配置。这些年,日本以各种名义试图突破这一个限制。

日本方面的经济政策主要体现在产业政策上。美国是一个反托拉斯国家,几乎没有产业政策,而日本则相反。二战后,日本的钢铁、化工、汽车、电子等重工产业及高端技术产业,都是在产业政策的扶持之下发展起来的。

从经济学的角度,产业政策有很多弊端,补贴型、壁垒型、国有直营的产业政策干预了市场自由,阻碍了企业竞争。但是,不可否认,当年日本产业政策所发挥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共同作用之下,两国之间要素市场长期扭曲,资源配置不充分,长期维持互补型贸易,无法转型到重叠型贸易,导致两国贸易结构及经常账户长期失衡,贸易赤字不断扩大,最终触发互补型贸易的阈值,爆发贸易争端。

美国科学家戈莫里和经济学家鲍莫尔在其《全球贸易和国际利益冲突》一书中,通过严谨的学术论证发现,在制造品、新技术以及规模递增的大企业时代,两国之间发生贸易,当贸易量到达一定的阈值,则容易引发重大利益冲突,而非全面提升各贸易国的福利。

两位学者从比较递增的角度解释贸易从互补到失衡,本文则从市场机制的角度说明这一点。

具体表现为,美国维持高价美元和强技术,海外投资,大量进口,相对少量出口,贸易赤字不断加剧。二战后的日本与当今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以及政策优势,本土制造,大量出口,贸易盈余膨胀。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贸易失衡,不管是赤字一方,还是盈余一方,都意味着贸易福利的损失。存有外汇与大量借债,都不利于资源的高效配置以及国家经济的增长。

但是贸易逆差还只是表现,互补型贸易巨额逆差背后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失衡、制造业衰落、贫富分化差距、社会矛盾加剧以及政府赤字高企。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美日之间产生了贸易摩擦,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美国指责日本对本土企业的保护,故意压低日元,人为制造廉价的日货。

美国不断地向日方施压,从贸易战打到金融战,试图让日本开放市场,促进要素自由流通,降低日本的价格优势。打掉价格优势,从而缓和贸易逆差,缩小经济结构失衡、政府赤字以及贫富分化的社会矛盾风险。

在关键的广场协议中,美元当时过度高估,日本贬值压力大,美国试图将美元贬值,同时日本也试图将日元升值,二者达成默契。

为什么此时日元愿意升值?

主要原因是,1980年代,日本制造业及出口贸易快速膨胀,日本政府试图抬高日元,推行国际化战略,帮助日本企业走出去,在外海投资设厂,从商品输出走向资本输出。事实证明,这一国际化战略为明智之举,只是日本政府错估了日元升值的影响,实行了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泡沫经济崩溃。

日本被动应战和主动出击,都代表着两国互补型贸易的冲突。这一冲突密集持续的时间长达十余年,两国打打停停,博弈的结果是不断地调整政策,构建新的贸易规则,美日企业都不断地调整经营策略,逐渐达成了一种新的平衡。

这种新的平衡是什么呢?它是否是中美贸易下一个时代的方向?

02中美重叠型贸易的破局

中美之间,打打停停,反反复复,但是两国并非没有出路或陷入迷局。

从国际贸易历史以及规律来看,二战之后,全球化贸易逐渐从商品贸易向要素贸易、金融贸易转型,从互补型贸易向重叠型贸易转型。中美之间正处于这一贸易转型的长期博弈期。

中美贸易往哪里转型呢?

我们先来看看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变化。日本的贸易结构是一种典型的垂直分工贸易,产业间贸易发达,产业内贸易落后。几乎在每个阶段,日本各类产品都凭借极高的性价比,快速占领美国市场。

1955年日本对美棉纺织品出口达同类进口总额的54.7%,引起了两国棉纺织品贸易摩擦;1968年,日本对美的合成纤维出口达同类进口总额的33.6%,又引发了两国纺织品贸易摩擦;1976年,日本对美国的钢铁出口占同类进口总额的55.9%,引发了两国钢铁贸易摩擦;此后,日本的彩电、汽车、半导体、航空运输、电子通讯等都快速占领美国市场,也同样引发两国贸易摩擦。

从日美贸易的商品结构,可以看出:1979年与1960年相比,日本对美国出口额从216.4万美元增长到824572.7万美元,增长了3809.4倍。其中,增长最快的是手表、电视机、录音机、台式计算机、摩托车、科学仪器、金属制品、合成纤维、钢铁等。

但是,经过几十年贸易摩擦后,美日双方逐渐形成了新的贸易规则,两国的企业在这一博弈过程中逐渐适应,然后建立新的平衡。纵然,现在日本依然是美国第二大外汇持有国、债权国,但美日双方摩擦很低。

这是为什么?

日本在泡沫经济之后衰落了吗?其实不是,日本在2000年之后就逐渐摆脱了泡沫危机的影响,如今已实现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主要原因是,美日两国在长期的贸易博弈中,已经由原来的互补型贸易扭转为重叠型贸易。

我们具体来看看如今这两个国家的贸易结构。经过最近20年的淘汰和迭代,曾经对美国出口最多的手表、电视、录音机、台式计算机、金属制品、合成纤维、钢铁都已大幅度萎缩。

如今对美国出口量最大的是发动机及小轿车、飞机及直升机零部件、机动车辆用变速箱,以及知识产权、金融等服务贸易。而美国对日本的出口商品,主要是粮食饮料、工业原材料及配件、汽车及飞机交通运输成品及配件,以及知识产权、资本性服务贸易。

从贸易结构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之前日本以低廉价格制成品出口为主,但如今美日两国都有不少贸易是重叠的,日本不再单以价格见长,美国也不再以技术见长,但两国互有优势、重叠贸易。

什么叫重叠型贸易?

比如日本向美国进口汽车,美国又向日本进口汽车。日本的飞机及直升机零部件卖给美国,美国也将飞机卖给日本。日本的发动机、变速箱、紧密仪器、光学设备、电网设备、机器人卖给美国,美国也出口同类产品到日本。日本与美国之间相互贸易专利技术及金融产品。当然,重叠型贸易也包括大量产业间贸易,比如日本出口发动机给美国,美国出口汽车电池给日本。

这是为什么呢?

与互补型贸易不同,重叠型贸易不再关注价格一个指标,制造企业及贸易商以需求端为出发生产及进出口商品。比如,美国人喜欢日本车省油、设计美观、驾驶感出色,而日本人则喜欢美国汽车质量过硬。日本人在网上购买亚马逊的商品,美国人也在7-Eleven购买日货。

那么,重叠型贸易如何形成?如何从互补型贸易到重叠型转型?

两个存在代际差的国家,一个技术发达,一个劳动力低廉,则容易产生互补型贸易。如二战后的日本与美国,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与美国,独立战争后的美国与英国。具体表现为,中国组装、制造,美国投资、技术及设计;或者日本制造廉价制成品出口美国。

但是,发展速度相近的国家反而更容易发展为重叠型贸易。比如马来西亚与菲律宾之间,德国、法国、英国之间,美国与欧洲、2000年之后的日本之间。

二战后的日本与美国,独立战争后的美国与英国,如何从互补型贸易转型为重叠型贸易?

持续大规模的互补型贸易最终都会引发两国贸易争端。1905年,英国政府大臣张伯伦对美国发动了贸易战,谴责美国的高关税保护,以及低廉产品对英国的冲击。英国政府构建英联邦贸易圈围剿美国。

战后日本与美国的贸易冲突,与当年美国与英国的类似,都属于互补型贸易摩擦。

从历史经验来看,贸易摩擦实际上是两国利益博弈以及规则重构之际。但最终能否走上重叠型贸易的道路,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是否打破互补型贸易的要素壁垒?

一般来说,美方最希望打破所有要素壁垒,实行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贸易政策。这种政策可以最大限度地削弱中国以及当时日本的价格优势,同时发挥强美元、强金融的收割优势。

但是,作为贸易博弈方,日本在与美国的斗争中,采取的是逐步开放的政策。其中当时最为艰难的是纺织品和汽车两大产业。

1979年开始,日美两国开始就汽车贸易展开拉锯战。美国强烈要求日本对美实行自愿出口限制、日本汽车厂家到美国投资设厂以及开放日本的汽车市场等。

1980年5月,日本决定采取开放市场措施(取消零部件的关税、简化进口检查手续)。第二年5月,日美两国政府又就日本对美汽车自愿出口限制达成协议,规定:在1981年度至1983年度期间,日本每年对美汽车出口控制在168万辆以内,从1984年4月起扩大到185万辆,1985年增至230万辆。

与此同时,从1982年开始,丰田、日产、本田、马自达、三菱、富士重工等日本汽车公司相继在美国进行投资生产。

这三项政策,都极为苛刻。当时日本不少汽车企业担心,开放市场和限制出口带来严重的冲击,以及在美国设厂会大幅度增加成本。

不过,如此苛刻的贸易条件并未扼杀日本汽车企业。日本车企进入美国市场后,从1983年6万辆产量,很快上升到1989年的125万辆。后来,丰田汽车甚至力压美国通用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厂商。另外,本田、马自达、日产、三菱都成为名列前茅的车企,而美国如今只剩下通用和福特*。

1980年代,在国际化战略以及日元升值的推动下,日本企业大举进入国际市场。当年日本三菱公司收购洛克菲勒中心,引发美国人的恐慌。如今这一收购被国内演绎为讽刺日本泡沫经济的案例。实际上,这是一项经典的国际收购案。另外,7-Eleven品牌原属美国南方公司,2005年成为日本公司。

在要素市场的国际化、自由化过程中,日本企业在日美贸易争端中主动求变,对外投资。如今,日本一半的产值来自国际市场。所以,重叠型贸易一大特点是广泛的要素贸易,包括对外投资、技术贸易、共同研发等等。

二、是否完成产业技术升级?

从互补型贸易到重叠型贸易,并不是必然发生的,而是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日本的转型,经历了非常痛苦的过程,中间日本还爆发了严重的泡沫经济危机,陷入持续的经济萧条。但是,日本是如何摆脱危机,转型升级的呢?

泡沫危机爆发后,不少日本企业大幅度缩减了产能和国际投资,白色家电、电子市场逐渐被中国企业抢占。

2000年之后,日本企业纷纷剥离了终端业务,他们向上游核心部件和商用领域成功转型。例如,松下从家电,扩展至汽车电子、住宅能源、商务解决方案等领域;夏普转向健康医疗、机器人、智能住宅、汽车、食品、水、空气安全领域和教育产业;东芝进入大型核电、新能源和氢燃料电池领域;索尼复兴电子的计划遭遇挫折后,强化手机摄像头等核心部件。

如今,日本在商用领域的大型核电、新能源、氢燃料电池、电力电网、医疗技术、能源存储技术、生物科技、机器人研发及高精软方面等建立全球竞争优势。由于上游市场不为大众熟知,我们很多人认为日本企业衰落了。夏普的液晶面板,松下的锂离子电池,索尼的摄像头,旭硝子的面板玻璃,这些核心技术及部件隐藏在各个品牌的智能手机、超大屏幕电视、平板电脑、电动汽车等里面。

所以,在价格优势自动或被动消失之前,中国企业必须努力建立竞争优势。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企业或许会遭遇更大的竞争压力,正如当前的华为。更大的竞争,反而会倒逼企业革新。相反,百度在温和的环境下,逐渐脱离了三强争霸的行列。

只有建立了技术优势,才能真正摆脱以廉价优势为主导的互补型贸易,才能跻身到国际市场中建立重叠型贸易。

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重叠型贸易比互补型贸易更好?

互补型贸易是一种传统的贸易模式,是两国现实的选择,也有人为的干预,最初符合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这种贸易关注的是供给端,中方的低廉劳动力供给及价格优势,美方的技术及资本供给;整体贸易诉求来自中方低廉的商品以及美方庞大的市场。

互补型贸易有着明显的要素禀赋优势,最容易“一见钟情”,吸引双方合作,贸易双方很快进入甜蜜期。但这种贸易的弊端也明显,如贸易赤字、经济结构失衡。

由于整体的贸易具有单一性,都指向价格,而汇率政策、经济政策、人为干预很容易扭曲价格,从而引发贸易摩擦。反过来,这种模式下,打贸易战的成本相对低,而且打击目标比较精准。

重叠型贸易是一种现代贸易模式,也是两国现实的选择,更取决于全球化、自由化的要素市场,符合新贸易理论。与互补型贸易不同,这种贸易关注的是需求端,双方的产品是否受到对方消费者的青睐,基于各自产品的技术、设计以及多方位优势,而不是单一的价格。

重叠型贸易不仅有商品贸易,还包括大量的技术、劳动力、资本等要素贸易,尤其是国际资本投资,跨国公司设厂,共同研发设计,以及大量产业内的复杂贸易关系。如此,重叠型贸易可以降低互补型贸易商品的单一性和价格竞争的单一性,可以促进全方位合作,多元化互利,深度渗透,高度捆绑。

如果两个国家要素市场实现自由化,那么互补型贸易会逐渐转向重叠型贸易,两国或许会爆发贸易摩擦,但不易集中爆发或者不易剧烈冲突。原因是,这是一个缓慢的、细致入微的渗透。

与互补型贸易不同,重叠型贸易犹如人体神经网络一样将国际市场联系在一起,它不受价格一刀切的影响,各个产业、各个公司、各个消费者因完全不同的偏好相互贸易。即使发生贸易冲突,也只会在某个产业、某些公司,而不是大面积爆发。国家意志和力量很难渗透到由不同企业、产品及消费偏好编制而成的复杂的贸易网络之中。

每个公司、每个产业的技术转型、技术迭代以及偏好选择在时间上、空间上都不同,不会集中在价格上或赤字上爆发冲突。例如,不少用户购买苹果手机,价格不是唯一的考量因素,还有品牌、设计、质量、软件系统等。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超越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最早提出从需求端考虑两国贸易。自1950年代初,经济学家里昂惕夫提出“里昂惕夫悖论”后,贸易理论进入了新阶段。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从供给端和要素禀赋论,进阶到人力资本、信息技术、管理等新型要素;同时经济学家林德提出偏好相似理论,正式论证了重叠型贸易。

当下,美国政府试图全面封锁华为,“卡脖子”技术问题再次引发广泛担忧。在互补型贸易中,“卡脖子”技术确实存在,而且容易遏制弱势一方的贸易“咽喉”。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我们是高通的大客户,高通不会断供;反过来,我们也会选择高通的芯片。但在互补型贸易中,掌握核心技术的一方确实占有有利地位,对方真有可能卡脖子,即使不断供,但在谈判中也占有绝对优势。

中国需要大力发展核心技术,只有技术进步才能存在真正的重叠型贸易。但是,过度强调“卡脖子”技术,容易陷入一种误区。通用芯片、核电电网、发动机、人工智能算法、机器人、浏览器、操作系统、光刻机等等,“卡脖子”技术非常多,中国如果都掌握固然是好,但这显然不现实,也违反了经济规律。

强如美国、日本,也有“卡脖子”的技术在别人手上。世界上最顶级的光刻机在荷兰,日本、美国都要向荷兰ASML公司采购。为什么荷兰不卡美国的脖子?在过去二十年,日本真正失去的不是电子产业,而是信息技术的领导权。目前日本、欧洲在信息技术领域都落后于美国,但日本、欧洲没有被对方卡脖子,顶多是相互博弈。为什么?

因为在重叠型贸易中,双方相互“卡脖子”,美国掌握了操作系统、人工智能算法,日本掌握了飞机发动机、光学精密仪器。美国有机器人、变速箱,日本也有。如此相互卡脖子,贸易摩擦的成本极高,就像两个拥有原子弹国家都不敢动手。

所以,集中人力、财力攻克一些重要产业的核心技术,能够卡住对方的脖子,这才是关键,而非面面俱到,对每一个卡脖子的技术都“重复造轮子”。

华为任正非显然保持理性,他呼吁勿过度渲染民族情绪,不应该隔绝自己,国家一定要更加开放。他坦言,家人也在用苹果手机,华为公司很多来自IBM等美国公司的顾问。任正非曾说:“我们要深刻理解开放、妥协、灰度。”

从互补型贸易到重叠型贸易,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美贸易史上的一道坎,是中国贸易转型、经济结构转型的一道坎。这一历史性的转型期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当下每一个决策无法决定这一大势,只有持续艰难的博弈、努力的革新,才能逐渐融入大潮。

如今中美两国是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两国人口总和占世界人口近1/4,两国经济总量约占世界1/3,双边贸易额占世界1/5。但是,表面的规模并不能说明中美利益深度捆绑。相反,在互补型贸易中,中美贸易关系是脆弱的,中国面临严重的替代性风险。只有与国际市场建立重叠型贸易关系,深度融合,血脉相连,纵横交错,中国才能建立稳定的国际地位。

中美之间,夹杂太多情绪、利益以及故事,唯有拨开云雾,深入底层规律,才能落子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