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利用不理智，又被欲望击败的故事。我，阿鸡，阿飞，三个初中生，因为各种原因聚在了一起，在制度灰色地带舞蹈。”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初中生活可能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记忆了，我们也不太会想到去讲述初中生的故事。
但是……大约没有人能拒绝一个和辣条有关的故事吧……
中考结束后不久，这个 15 岁的孩子趁着暑假来北京旅游，光临了我们的“小黑屋”。
一、我是一个特别能“钻空子”的学生
我叫淼淼，今年 15 岁，刚刚初中毕业。
我从小就爱闯祸，小学的时候，我妈没少去学校给老师给道歉。
举个例子吧。有一次，我写了个程序，只要安装到电脑的启动目录里，一开机，电脑就会自动关机。
我是从三年级开始学编程的，学得还不错。这个程序写起来虽说不难，但我还是颇为自得。于是，有一天，我趁着班里没人，把程序安装进了老师的教学电脑里，害他干着急了好一阵子。
再比如说，初中的时候，我还拔过学校的监控摄像头。
我不太清楚其他学校的学生和我们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在我们初中，从前年建校开始，每个教室的角落都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可以覆盖整间教室。我们在教室里的一举一动都能被年级长随时监控到。
我很反感。我不喜欢这种被时刻盯着的感觉。
于是，有一天下午，我趁着放学后班里没人，搬了张桌子到墙角，够到了摄像头的网线，把它给拔了下来。
可是，拔下来的那一刻，我就后悔了——我居然连脸都忘了蒙住，整个“作案”过程都被摄像头清清楚楚地拍了下来。
因为这件事，我被年级长狠狠的批评了一顿。我还记得，那一次，他显得特别生气，连“勒令休学”这种威胁都说出来了。
但好在，上了初中以后，我妈就不怎么来学校给老师道歉了。
一方面，爸爸妈妈都很忙。他们俩以前是在微软工作的，后来又一起辞职创业，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处理我这些调皮捣蛋的事情。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爸爸妈妈其实并不喜欢过多地管束我。在他们看来，我只要不做一些违反底线的事情，同时，把自己的学习搞定，剩下的都不是问题。简而言之，他们对我贯彻的是一种“放养”政策。
二、我发现了一个了不起的商机
好了，说回正题。该讲讲我卖辣条的事情了。
我之所以要卖辣条，原因很简单：想赚钱。我爸妈虽然一贯“放养”我，但是，在钱的问题上，他们坚持“男孩儿要穷养”。所以说，我在上了初中，开始住校以后，他们每个月只给我 600 - 800 元的生活费。
我不确定，在大家看来，一个孩子有物欲是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在那个时候，我确实有一些想买，却无法拥有的东西，比如一副更好的耳机，比如 Kindle。而我的生活费只能保障基本的开销，想买这些“奢侈品”，根本就不够。
初二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赚钱的商机。
我们初中是一所封闭式的寄宿中学，整个学校只有一家小卖部。但是，这家小卖部里只卖“健康食品”，比如牛奶、水果和果汁。但你懂的，像我们这么大的孩子，有谁能离得开零食、泡面和汽水呢？
我注意到，在学校里，有的同学会趁着周末从家里带很多零食来学校，有的同学嘴馋，又不好意思白吃人家的，就会出钱来买。
自从观察到这个商机之后，每周来学校的时候，我都会在行李箱里腾出一半空间，用来装泡面、辣条和汽水，找机会卖给嘴馋的同学。我带的最多的还是辣条，毕竟，它占空间小，而且人见人爱。
生意进行得很顺利。利润也和我想象得一样高。比方说，一包 3 元买来的辣条，我一般可以卖到 10 元。最夸张的一次，有个同学为了买我的一桶泡面，居然愿意出 70 元。
为了打开销路，我还会在别的班找同学当“托儿”，安排他们在教室里放肆地吃辣条，引诱其他同学来买。
当然，我得承认，有的时候，连我自己都经受不住诱惑，把本该用来卖的辣条给吃了。毕竟，那玩意儿真的好吃。
三、港仔阿飞
小打小闹了几个月之后，我决定扩大生意的规模，寻找合伙人。
我想到了阿飞。他是一个比我高一年级的学长，高高大大的港仔，很有生意头脑。
我是在初一的时候认识他的。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搞了一个“模拟创业”项目，在学校里开了一家奶茶店，由初二某个班的学生自主经营，赚到的利润交给学校做公益。
当时，阿飞就是奶茶店的骨干成员。我出于对这个项目的兴趣，主动和他结识，由此成为了朋友。
那个时候，阿飞有一个大胆的计划。他希望能找一个初一的学生合作，让他升到初二后接管这家奶茶店，而他自己则作为股东，提供一部分启动资金和促销方案，帮助奶茶店提高收入，多出来的利润二人平分。
我对这个计划很感兴趣，便向班主任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希望她到了初二，能帮我们班争取这个项目。
但令我失望的是，到了初二，奶茶店并没有像学校承诺的一样，对每个班公开招标，而是被指定给了另一个班来经营。
计划泡汤了，我和阿飞都很失落。我觉得很对不起阿飞，总想着，如果我当初能更主动一点，早早写好商业企划书交给学校的话，校领导应该给我一个机会。
正是因为这次遗憾，初二的时候，当我想把辣条的生意做大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阿飞。
四、群聊：XXX 实验中学卫龙总代理
确定合伙之后，阿飞拉来了他的另一个同学，阿鸡。阿飞、阿鸡再加上我，三人组成了辣条“走私”的初创团队。
团队中，三人共同出资，利润平分。
为了增加出货量，我们不再像之前那样，每星期从家里用行李箱运货进学校，而是直接在网上整箱整箱地购买辣条。但为了避免引起学校的注意，带来麻烦，我们买辣条是以老师的名义购买，寄到学校的传达室，然后再趁着月黑风高的时候偷偷搬到宿舍。
每个星期，我会从网上买 500 元的货，放在“仓库”，也就是阿飞和阿鸡宿舍的衣柜里。
我们的销售模式也从散客上门，改进成了上门推销。我负责初二的市场；阿飞和阿鸡则负责初三的市场。
每天下午放学后，我一有空就会到初二各个班的教室里卖货，同学们也都逐渐习以为常。为了防止被摄像头拍到，我一般会把书包背在前面，里面放着辣条和汽水，在教室里低调地“沿街”贩卖。
每个星期，我们三个会分一次账。因为学校里不允许用手机，所以我们收到的都是现金。到了周末，我们就躲在宿舍的阳台上，把赚到的钱当面数清楚，交到阿飞那里，再由他把每个人应得的钱转到各自的网银。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分账数钱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种真实的、由物质带来的幸福感。
五、我是没朋友的“李老板”
不久后，学校里就出现了模仿我们的人。但很少有人有我们的胆量，敢冒着被学校发现的风险，进那么多的货。所以，在学校的“辣条走私市场”上，我们始终保持着垄断的地位。
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主要是因为，我爸妈知道我卖辣条的事，并且表达了默许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这对我而言是个不错的锻炼机会。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同学们的关系却悄然变化了。
其实，我从初一以来就没什么朋友。这和我的性格有关，从小到大也习惯了。
自从初二卖辣条之后，这种状况变得更加明显了。在同学们眼中，我成了一个谈钱的“商人”，一个他们口中的“李老板”，而不再是一个可以“谈感情”的同学。有的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我仿佛变成了一个满身铜臭味的生意人。
不仅如此，在“赚钱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个初衷上，我也有些迷失了。尽管卖辣条的利润很高，但是，我赚到的大部分钱都被浪费在了一些无意义的消费上，而我最开始想要的耳机和 Kindle 反而花了很长时间才最终买到。
我知道自己不该乱花钱，但是，我管不住自己。这很悲哀——我利用他人的欲望来获取利益，自己却也被欲望打败了。
六、东窗事发
初二下学期的某一天，我在去阿飞那里拿货的时候，听他说，我们的事情被同学告发了，学校的“德育处”已经找上了他们，下一个就是我。
果然，没过多久，我就在一节体育课上被班主任叫到了“德育处”。
场面很严肃，我心中战战兢兢。老师要求，我得当场把事情的经过写下来。按照阿飞原本和我核对过的“口供”，我本该谎称生意刚做了几个星期，没有太大的规模。但是，在“德育处”，我改了主意，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写了下来。
德育处的老师说，他觉得我们很有想法，但是，我们所做的事情间接危害了同学们的健康。他给了我两个选择：一、把利润全部拿出来做公益；二、帮学校做一个别的公益项目。
但最终，这两件事都不了了之了。学校也并没有公开惩处我们，就连那些没卖完的辣条都留在了阿飞和阿鸡的“仓库”了。我猜得没错的话，他们俩肯定全给吃了。
但是，对我而言，这件事还没有结束。
东方事发后的第二个星期，年级里突然组织了一次“违禁品”的突击搜查，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在这次搜查中，我靠卖辣条买来的耳机和 Kindle 都被班主任没收了，直到毕业才能拿回来。
我挺失落的，这种失落不仅仅是因为我的辛苦所得被人夺走了，更是在于，老师的行为令我困惑——我事后查过很多的法规，他们根本就没有权力搜查学生的书包和宿舍，就连校规里都没有这样的规定。为什么老师们一边要求我们遵纪守法，一边却又做这样的事情呢？
我很困惑。但困惑没有用，我只能回到以前的生活，好好学习。
卖辣条的风波结束后不久，阿飞和阿鸡从学校毕业了。他们都考上了排名靠前的高中，我们也常常联络，保持着革命友谊。
一年后，也就是上个月，我也毕业了。凭借编程竞赛的加分，我也考进了排名靠前的高中。
我不再喜欢吃辣条了，和辣条有关的创业记忆也伴随着紧张的中考而远去。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却都确确实实地不同了。
我想，等我长大了，我大约还是会创业，做我想做的事业。
但长大还太遥远。在当时当下，我能预想的是，上了高中，我肯定不会再做生意了。也许，我是一个怪人，但同时，我也是一个想要交朋友的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