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年底，春雨医生创始人、前CEO张锐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杉曾有过一场对话，张锐代表了风口上的互联网医疗创业者，王杉则代表我们日常熟知的传统医疗，二人在一种不和谐的氛围完成了一次“鸡同鸭讲”的对话。
王杉称“IT人想替医生看病，这出了大问题”，而张锐在多次被打断后，直接表示“我和王院长不是同行”。这个时候，传统医疗极度看不上互联网医疗。
然而2018年至今，互联网医院数量从119家猛增到1100家，全国各地的公立医院兴起了建立互联网医院的风潮，仅海南省就注册超过70家互联网医院。
当前的医疗体系下，9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公立医院，尤其是医生，所以，当公立医院主动牵手互联网，身体力行搞起了线上服务，不得不说，于解决医疗资源不均、提高就医效率似乎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投资数百万，却建而不用
几年前公立医院还对“互联网+医疗”的概念不屑一顾，如今公立医院建设的互联网医院已经在全国各地开花，占整个行业近70%。态度的迅速转变，不是因为他们猛然认清了互联网医院的前景，而是政策驱动。
2018年4月，国办发文认可互联网医院身份，公立医院也被正式推到了“互联网+”的台前，此后，国家卫健委更是连发3个文件促使互联网医院落地。据悉，市属三甲医院至少建设几家互联网医院，又或者三级医疗机构什么时候全部开拓“互联网+”医疗服务，这类指标都直接下达给公立医院。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虽然每家公立医院的互联网业务都是在赔钱，但他们不在乎，“因为任务要求，也因为大家都在做，大趋势裹挟下，公立医院都纷纷开建互联网医院”。
根据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联合健康界最新发布的《2021中国互联网医院发展报告》，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全国互联网医院数量累计达到1004家，除新疆、新疆建设兵团、西藏、贵州、北京外，其他27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均已建设布局互联网医院。
然而这份报告也指出了这些匆匆建成的互联网医院一个最尴尬的处境：真正实现有效运营的互联网医院数量不超过10%，超过90%的互联网医院处于“建而不用”的僵尸状态。
早在2019年，有媒体对广州公立医院上线的互联网医院进行了一个月的测评和调查，其中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互联网医院回复最快，在6分钟内就响应，省妇幼保健院的医生在患者下单后3小时回复。这两家属于速度较快的，其他医院则普遍超过1天。另外，很多患者在预约多次后，才有医生接诊。
当时记者还了解到，很多公立医院超过一半科室都未开通网络问诊，即使开通，也不能保证工作时间里均有医生在线。
这份调查和《2021中国互联网医院发展报告》公布的内容不谋而合，互联网医院在短短时间内迅速落成，可是一直处于利用率低下的状态，由此造成90%的互联网医院“建而不用”。一家三甲医院院长表示，“他们医院建设互联网医院主要是因为上级要求，疫情带来的热潮过去后，这部分业务可能会被搁置”。
一个互联网医院，仅软硬件的投入就不止几百万元，如果是定制系统，甚至达到数千万级别，
而这些前期的投资终究只能打水漂吗？
空有流量，而无商业模式？
互联网医院建立之初，医院最为担心的其实是有没有患者愿意在线上看病，长期习惯了在线下就诊，患者自然愿意按照习惯来，更何况线上问诊的可信度看起来并不是很高。但去年疫情的发生，相对缓冲了用户习惯对线上问诊的阻碍，疫情期间，患者进出医院风险过大，他们不得不借助线上问诊实现就医。
从公立医院的互联网医院建设运营数据来看，2020年，全年互联网医院日均诊疗人次近55人次，参与科室平均31.5个，参与医生平均320位。当然，由互联网企业创建的互联网医院或平台，流量更大，日均诊疗人次402人次，APP注册用户数平均8.2万。
这意味着什么？流量并不是互联网医院“建而不用”的主要缘由。相反，对于一些线下接诊量并不高的医院来讲，互联网医院还可以帮助他们提升接诊量。
2014年广东省下发的第一张互联网医院牌照，给了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省二医），当时与其合作的是深圳友德医，这个差点成为国内“互联网医院第一股”的公司，帮助省二医搭建了广东省第一个互联网医院。据回忆，省二医的线下门诊一天才几千的量，而新建的互联网医院很快就冲到了每天四、五万的接诊量。
经过一年半的运行，该互联网医院在全省21个地级市均建立了就诊点。但是，到了2018年，省二医突然与友德医剥离，双方打起了官司，最近一段时间，友德医还被爆出拖欠医生诊疗服务费，友德医互联网医院的网页版、APP、小程序都不再提供服务。
为什么原本被看好的互联网医院不过数年就走到了尽头？很简单，因为不挣钱，2019年的行业报告显示，互联网医院亏损比例高达92%以上。一方面，线上诊疗价格较低，几乎不可能覆盖互联网医院投入的成本；另一方面，想要通过会员制增加收入来源，但并没有与之匹配的在线医疗服务。
一般来讲，很多三级医院的医生日常工作已经很忙，想在公立医院的互联网平台出诊，只能利用业余时间。一位精神科主任医师表示，一般都是走在路上、公交车上、中午休息及晚上睡觉前，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患者在网上发起问诊，多数不能及时回应。
而如果患者没有得到及时回应，他们自然而然不再相信互联网医院，更何谈向他们收费？
不只是因为工作忙，另一个现实原因还在于激励不到位，医生根本没有积极性，主动去通过一种自己不熟悉的问诊方式服务患者。这种激励的不到位还表现在缺少运营人才，没有运营人才，根本无法吸引更多的流量。
长此以往，恶性循环便形成了：没有明确的盈利模式，医院不愿意花更多的钱培养人才、鼓励医生，而没有优秀的线上问诊服务，患者只能回归线下。由此，互联网医院“形同虚设”。
远程医疗会是互联网医院的未来吗？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卖广告、卖药、卖服务，目前互联网医院盈利的出路无非这三条，但如此一来，互联网医院的价值等于大大缩水了。
比如卖药，卖药支撑起了众多互联网医疗平台的业绩。像平安好医生，2019年的业务收入占比中，消费型医疗、健康商城、健康管理和互动分别占到22%、57%、4%，其中健康商城就是卖各类药品和保健品，远超在线诊疗业务；京东健康、阿里健康等更是以卖药为盈利支撑点，占比高达八、九成。
互联网医疗的赚钱模式仍然逃不开“卖药”的逻辑，但公立医院建立的互联网医院是决计不会把自己往医药电商的方向上发展的。
公立医院开设互联网医院，原本主要是为了拓展诊疗模式，接纳更多患者，平台上的医务人员是医院自有的医务人员，患者也是医院自有患者。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医疗资源、医疗服务质量等方面有线下诊疗的积累，尤其是三甲医院开设的互联网医院，对难以接触到优质医疗资源的患者有很强的吸引力。
只是看现在，在线问诊服务体验感差，卖广告又没有那么大的流量，卖药更是多此一举，互联网医院对于公立医院的价值似乎所剩无几。充其量，只是让挂号更便利了而已，很多大医院开通了线上业务，其中近六成点击量就是来自挂号。
当然，长远来看，互联网医院不应该止于线上诊疗或是线上买药。
5月15日，中日友好医院互联网医院揭牌，宣布要建立一个面向所有医疗机构和互联网医疗平台企业的开放式平台，并针对疑难杂症首诊，开通了远程医疗服务。
远程医疗在疫情期间发挥了比在线问诊更关键的作用，多地通过5G技术加持诊疗，实现无障碍远程移动会诊，提升了基层医疗机构疫情救治的能力。而从互联网医院运营的角度，如果每次在线会诊时可以加入远程会诊，定一个收费标准，由患者自费，那医生自然增加了收入的渠道，积极性可能会大为提高。
而且这恰好和公立医院推动远程医疗、构建智慧医院的未来发展趋势吻合，可以说是公立医院及其互联网医院的共赢。但有一点需要提前考虑，远程医疗的技术尚未成熟，而长期亏损或浪费下的互联网医院能否支撑到远程医疗普及之时，这是一个问题。
早在几年前，《中国医院院长》的一位受访者曾预言，互联网医院只是过渡形式，过渡结束后将会出现中心化医院、人工智能医院。届时，除了手术和特别的检查，相当一部分业务可以在线，“那才是真正的互联网医院”。
真正的互联网医院可能是存在的，但现在离我们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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