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医患关系颇为紧张这种事,早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无论是患者“医闹”,还是无良(莆田系)院方谋财害命、耽误病人治疗等新闻在网络上都是屡见不鲜。

不过大伙闹归闹,起码在部分原则问题上还是颇有共识的。

比方说对于“医生收红包”这种事,各方的立场往往就相当的一致。

大众认为自己本就交过了一笔不菲的手术费,凭什么要额外增加负担;医生群体本身也觉得自己做手术是本职工作,不必再去图这点“横财”;至于上层监管部门,更是对这种“陋习”严防死守。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医生收红包,特别是医生主动向患者“索取”红包这种事,绝大多数时候都会演变成所有人对于当事医生众口一词的抨击。

也正是因此,这起前不久在山西洪洞县人民医院发生的,因为患者向媒体曝光医生收取1万元会诊费,却导致自己被大量网民痛骂的事件,就显得尤为特殊了。

事情的详细经过是这样的,日前在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有一位老年女性患者韩某林,因为其脑梗病情较为严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但由于当地医院条件限制,院方对于手术的成功率以及善后情况都很难做出保证,再加上患者病情也比较危急,不可能再经受住送往上级医院的长途颠簸。

因此,在院方和患者家属的协商之下,韩某林的家人愿意额外支付1万元的“会诊费”,由当地医院的神经外科主任王医生牵线搭桥,从全国顶尖的北京天坛医院请专家前来作为手术主刀。

这种情况在民间其实时有发生,还被大伙起了一个叫“飞刀”的俗称,指的就是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请来那批最好的医生大夫,专程乘坐飞机“飞到当地医院来做手术”。

按理说吧,大夫挤出私人时间从北京赶来山西,这一路上光是机票、住宿钱起码都得大几千了,这笔钱总得有个人来出不是?

那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肯定还是由患者一方来掏这个钱。当然,这一切的前提都是院方和患者家属提前沟通好了,在双方都完全知情且同意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图文无关)

但山西洪洞县这起事件,怪就怪在患者一方的家属一开始是满口答应,可在交钱的时候却留了个心眼,偷偷把全程都拍摄记录下来。

等到天坛医院“飞”来的大夫把韩某林的手术做完之后,反手就把视频上传到了网络上,还取了个“医生私收患者一万元红包”的标题,一副想要搞个大新闻的意思。

您别说,咱们天朝民众还就好这一口,一看到这“医生赚黑心钱”、“肆无忌惮地压榨患者要红包啦”,就跟那耗子看到油似的两眼放光,唰唰唰地就把视频热度顶了上去。

当地部门一看,嚯好家伙,这是“舆情轰动”啊,必须来好好整整。

北京天坛医院的老大夫不归他们管,暂且放过不提,先把负责转交专家费用的那个神经外科王主任停了职再说,再向外界公布一则“洪洞县卫生局已经介入调查”的消息,用来安抚民意。

最骚的操作还是这起事件的始作俑者——那位名叫韩某林的患者家属。

据悉,他们在向网络上发布了自己的“维权”视频后,由于当地卫生局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压力,县医院不但已经把原本的“1万元会诊费”全额退还给了这家人,还对这名患者的后续治疗费用进行了全免。

在接受一些媒体记者的采访时,这家人骄傲地说道:“我们的问题,洪洞县卫生局已经解决了,我们要再做一个支架手术,对方免费给我们做!

哟,看来人家生病去医院是花钱,这家人去医院说不定还能赚点?

不过这家人虽然在物质上是赚了不少,但是在舆论层面亏得实在是有点多,毕竟一家人成为千夫所指的滋味,恐怕并不好受。

在山西省洪洞县的贴吧中,这个往日默默无闻的地区吧在一夜之间涌入了无数“围观群众”,所有人都在指责这家人为了一己之私,断了其他人的后路。

让人们如此愤怒的原因也不难理解,中国如今的医疗资源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巨大的发展不均衡,用句现实点的话来形容,就是只有北上广深、起码也得是省会级城市里才拥有与2019年相称的医疗水平。

而在广大的三四线城市,尤其是那些经济不太发达的县镇地区,医疗水平与一线城市存在起码十年以上的代差。

很多在技术上已经被攻克的疾病,在当地医院眼里依然是让他们束手无策的难题,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就在于设备和人才的差距。

高精尖的医疗设备当地医院咬咬牙尚且可以买到,但是能玩得转这些仪器的高级人才却几乎只愿意去北上广深。

谁家的孩子寒窗苦读数十载,好不容易读了个985大学的硕士、博士出来之后,是希望让他去县区小医院、甚至是村镇卫生所上班的?

现实就是这样,当居住在小地方的病人突发紧急情况时,要么寄希望于病人能够扛住一路上的舟车劳顿,再顶住在北京上海大医院里短则数月、长则以年计的挂号、排队时间;

要么……就只能祈祷当地医院有一位能与首都大医院的大夫说得上话的,能够托人家抽空来一趟,为病患进行手术。

这次的病患韩某林一家人无疑是幸运的,在洪洞县的县医院里,竟然能碰到一位北京天坛医院专家的学生,而且人家还愿意用自己的关系去为他们请来自己的老师。

但最终却遭遇了韩某林一家在手术圆满完成后的反咬一口,如今当地医院里那位“引荐人”主任自己遭遇了停职,天坛医院的大夫这一趟“飞刀”也成了没有报酬的义务劳动。

这些问题都还不是最打紧的,关键的地方在于这个头一开,日后洪洞县、甚至是整个临汾市,哪个专家医生还敢过来?

其实我们国家对于这种情况也不是完全没有预见,在2005年施行的《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到其中“第十五条 ……邀请医疗机构支付会诊费用应当统一支付给会诊医疗机构,不得支付给会诊医师本人。

“第十七条 医师外出会诊不得违反规定接受邀请医疗机构报酬,不得收受或者索要患者及其家属的钱物……”

但规定是一回事,现实情况又是另一回事。

子贡赎人的故事大家都在中学学过,要求北京上海的大夫们在工作时间照顾好自己本地的病人,再主动用私人时间飞往外地进行手术,临了还只按国家规定收个几百块的劳务费。

这笔买卖对病人是划算,就像我想拿10块钱买下阿里巴巴一样划算,问题在于人家马云会同意吗?

说起来,2018年曾经震惊世人的“聊城假药案”倒是与这次的事件颇有共通之处。

同样是一名医生,他由于一些不必要的“多管闲事”,而主动为患者介绍了一种名为“卡博替尼”的印度仿制抗癌药。

但由于这种仿制药在国内还未经国家批准,因此被认定为“假药”。

于是在半年后该名患者去世时,该患者的女儿转头就以“卖假药”为名把医生告上了法庭。

结局也几乎如出一辙,这名介绍患者向另外一名患者购置印度仿制药,自己在其中分文未取的医生,后续被免去了主任职务,还得到了停业一年的处分。

而如今这位洪洞县的医生,为了病人考虑而请来自己的老师作为手术主刀,最终同样是被免去了主任职务,后续的处分将会如何还犹未可知。

古人总说“医者父母心”,但现如今看来,这句话也许未必适用于2019年的今天,倒是类似“慈不掌兵”的“慈不从医”才是当代医师生存的最佳法则。

少管几件“闲事”,让那些买不到抗癌药的患者自己去想办法,让那些在县城医院动不了手术的病人自个买票去北京……不管结局如何,起码医生不至于要出来背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