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第三方支付与银行业已经是休戚与共的关系,长期“压制”不符合行业整体利益,在调控以及监管创新到一定周期,应该适度松绑。

2019年,第三方支付遭遇了相当严峻的来自监管层面的挑战。

从数据管理上,网联、百行征信开始在支付结算以及征信方面的探索,央行作为监管机构在此开始由深入介入,与第三方支付原有业务有一定重合甚至是冲突,从流动性上,又在年初将用户备付金集中缴存央行,且不支付任何利息。

在此之前,相当部分舆论将以上监管设置为银行业与互联网金融的对立关系,即,央行为确保银行业的利益,对第三方支付采取了抑制性手段。

在本文中,我们试图打破以上命题的局限性,将视野从两种业态的对抗关系,延伸到宏观货币政策层面,以此对当下的第三方支付政策进行更为清晰的了解。

第三方支付的货币影响理论:货币乘数公式

根据货币银行学的理论,M2(广义货币)=基础货币*货币乘数=(流通现金+银行库存现金+准备金)*(现金漏损率+1/法定准备金+超额准备金+现金漏损率)。

第三方支付对以公式的影响主要为:

1.第三方支付使得现金漏损率减少

第三方支付打造的支付场景带来的便捷性以及依托第三方支付产生的理财等产品,抬高用户持有现金的成本,降低了持有现金的意愿;

2.第三方支付使银行降低超额准备金率,进而抬高货币乘数

第三方支付储备现金直接或间接流入银行体系,提高银行业流动性,进而降低了银行业获取资金的时间和成本,拉低超额准备金率,进而影响货币乘数(此两部分观点摘自中国政法大学陈佳敏的《第三方支付备付金对货币供给的影响》一文,且文中有详细论证,碍于篇幅本文不详细展开)

在以上理论支持下,在第三方支付运营之下,货币乘数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一定程度上拉升了广义货币M2的投放规模,也即,在央行货币政策执行中,尤其在2017年的去杠杆化化的气氛之下,备付金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央行政策的有效性。

为何要在2019年对备付金进行集中缴存,且不支付任何利息呢?

基础货币总量与增速走势 (单位:亿元) 摘自陈佳敏论文

我们再看基础货币一项,该部分主要由现金和准备金构成,由于第三方支付的崛起,用户持有现金的意愿逐步降低,这在移动支付兴起之后更加明显。

在行业最初发展的2016年,第三方支付等新型电子货币对现金的替代规模已达到现金流通总量的20%,在对比M0/M2数值时(流通现金占比广义货币),我们也发现其从2013年末的5.3%降至2019年9月的3.8%。

此外,在上文观点支撑下,第三方支付催生了银行业超额准备金率的降低,央行所掌握的准备金总盘子减少,基础货币的大盘理论上也存在收缩的可能。

再套用开篇公式,在第三方支付的作用之下,基础货币减少,而货币乘数又有增加潜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央行货币政策的施行。

2019年开始,央行要求第三方支付全部上缴备付金,其后,非金融机构存款大致维持在13000亿元左右,在降准等因素之下,货币乘数也有放大之势,2019年Q2平均数值为6.22,在2019年9月末,该值为6.38。

以保守数据6为测算,央行收回的13000多亿准备金,可产生接近8万亿的M2,提高央行政策的传导效果。

此外,2019年开始收回13000多亿备付金,也给一季度两次降准提供了空间:两次降准共释放大致15000亿元资金,与备付金缴存相差不大。

这也是在2019年央行开始释放流动性时,选择从备付金下手的主要原因:如此这般可提高央行掌握的基础货币,提高M2的增长效率。

在当下的外部环境下,央行提高流动性,拉升M2的意图已是相当明显,第三方支付以及其体系之下形成的资金池,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政策的有效性,如今将强行将备付金集中缴存,有此考虑。

第三方支付和银行真是对立面吗?

第三方支付与银行业的对立性讨论已久,较为代表性的是2014年四大行对支付宝快捷支付的封杀(以保护资金安全为名,下调支付宝快捷支付限额),同期,媒体人钮文新亦发文严厉批评创新金融产品余额宝,认为后者加大了银行融资难度,理应被“封杀”。

虽然银行业与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摩擦不断,但从近年表现来看,双方已经逐渐找到自己的行业位置。

虽然第三方支付沉淀资金的能力一定程度上对银行吸收存款造成一定影响,但前者所储备资金大部分仍然流向银行业,如备付金最终仍然以存款方式流向银行业,且提高了银行业资金流动性以及对风险的容忍空间,这也是向小微金融服务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

即便是当年颇受争议的余额宝,年化利率由峰值的6%以上回到如今的2%左右时,其与定期存款差距也随之缩小。

天虹余额宝基金如今共有1万亿以上资金总量,一方面通过同行拆解、银行定期存单等形式将资金注入银行体系,而另一方面,该部分利息成本的降低也使得银行业流动性风险管理的加强,这也是前文所言超额准备金有下调空间的下调因素。

在央行、银行业以及第三方支付三方的合作、配合以及制约之下,行业格局逐渐稳定。

但另一方面,监管层面对第三方支付的仍然采取了“高压”政策。

以收缴备付金为例,13000多亿资金作为准备金存至央行,却无法产生利息,这对于第三方支付,在于严重影响了吃利差产生的收入,更为重要的是,此前备付金可作为筹码提高第三方支付对银行的快捷支付接口成本,如今无此优势,也直接拉升了第三方支付成本,最终亦转嫁至用户处(如今主流第三方支付对信用卡还款均加收了手续费)。

在这场旨在提高央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改革中,第三方支付是作为打压方存在,但这是否就意味着银行业就是赢家呢?

答案是否定的。

继续以缴存备付金事件为例,13000多亿元备付金存缴央行,亦等同于从银行体系抽走13000多亿元流动性,虽然在几次降准中将此部分资金释放至市场,但此前备付金是作为银行业流动性储备存在,缺失之后,银行业亦会通过提高超额准备金来对冲此风险。

根据央行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9年6月末,金融机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为2.0%,比上年末低0.4 个百分点,比 上年同期高0.2 个百分点。

这其中虽然有降准之后流动性加强等因素有关,但与备付金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2018年末2.4%的超额准备金率也从侧面反映了在备付金缴存之后,银行业通过自降流动性来迎接挑战。

这显然也会影响资金利用的有效性。

虽然长期内第三方支付与银行业存在着极大的博弈空间,但中短期内,对第三方支付的“压制”,也将直接影响银行业的稳定性,抑或是,在金融创新、监管创新等背景因素之下,对第三方支付的政策已经是一个整体性问题。

如今,天弘基金的余额宝余额已经由高峰时期的15000多亿元回落至10500亿元,7日年化利率也跌至2.2%左右。

从业务上看,余额宝已经完成了金融创新历史使命:将漏损现金转至货币基金,最终流至银行体系,现今,余额宝趋于稳定,更近似通过类活期存款,来抵消快捷支付费用过高之后的支付成本问题。

定期存款比率提升,也降低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

关于备付金有效性的结论,从宏观监管来看,确实提高了央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力度,在当下释放流动性解实体经济发展之困背景之下,央行此举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对于银行业,此举亦加大了风险。

如此来看,第三方支付与银行业已经是休戚与共的关系,长期“压制”不符合行业整体利益,在调控以及监管创新到一定周期,应该适度松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