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角兽集体危机或阵亡,互联网经济的反思期来得比我们想象的更迅猛。

8月7日,奢侈品电商尚品网资不抵债,被爆正在进行破产清算;10月1日,WeWork上市中止,市场估值从最高470亿美元跌至100亿美元以内,创始人离职;10月15日,淘集集在官方微博发布“致伙伴们的一封道歉信”,承认资金链断裂,还不上货款。近日,张正平还透露淘集集负债总额高达16亿元;10月21日,51信用卡遭一百多名警方上门突击清查,股价闪崩,一度跌逾40%。

这些互联网公司都曾风光无限,他们背后站着孙正义、雷军、老虎基金等顶级投资方,本以为能笑到最后,却没想到最终惨淡收场。美国一家媒体指出,资本市场和投资人正在走向成熟,他们从过去的热捧IPO、抬高股价变成了上市之前对独角兽公司进行“痛打”。国内也是如此,轰轰烈烈的裁员、倒闭或亏损直面而来。

这是对互联网独角兽诞生模式的反噬,亦是天才创始人们“主导”的灾难。

团队、理想与利益

创业公司的生死,一半靠运气,一半靠创始人。摩拜与ofo,相同的起点、相似的发展轨迹,然而最后一个成功卖身、套现,另一个负债累累;饿了么和美团,一同在“百团大战”中厮杀,熬到最后、剩者为王,可结果一个依附巨头,一个成为巨头。说到底,人或许才是最不可控的因素。

2010年赵世诚看中奢侈品电商的赛道,建立了尚品网,时隔9年,尚品网“猝死”。

尚品网不是赵世诚唯一的创业公司,2018年初在尚品网与赫美的“蜜月期”,赵世诚将不少精力投入到“图扑尚”,然而仅过半年,Topshop提前终止与尚品网的合作,赵世诚回归后立马取代了张晓军。据一位公司管理层人士告知,“一度我们都已经向张晓军汇报工作了,但随着赵的回归,张什么实质业务都不管了,所有的批签都要通过赵”。

在众多员工看来,尚品网盛行“家族式管理”,基本核心岗位都是家族人员,部分决策时,这些成员会私下提意见,前几年公司还有VP(副总裁),后续不知何故VP都离职了。

雷军是没有时间关心赵世诚的管理问题,他的原则是不参与、只帮忙。据说尚品当年商业模式调整,迫切需要融资,雷军给赵世诚发了一封邮件,鼓励他克服难关,并提供了一些人脉,赵世诚至今还保留着邮件。然而,今年6月雷军、刘芹、金云共同退出了董事会。

有消息称,由于与某投资机构派驻尚品网的董事在经营方向上出现严重分歧,每次赵世诚准备引入新投资的时候,该董事都会行使否决权,把事情搞黄。无奈,雷军等人失去耐心。

创始人及其团队在公司发展初期总以为是奔着同一个梦想去的,可到最后往往不欢而散,尤其是在陆续有资本进入后,创业公司死于内斗的不在少数。据不完全统计,近两三年以来,约有20家新经济公司因为公司内部利益不均从而矛盾激化,导致整个公司土崩瓦解。

熊猫直播也是一个典型。2015年9月5日,英雄联盟四周年庆典的表演赛当晚,王思聪在微博宣布,“Panda TV” 游戏直播平台将上线。这是王思聪创立并第一次担任CEO的公司,他亲自上场,利用自己的人气、人脉和资金,迅速让熊猫直播站稳脚跟,然而成也王思聪,败也王思聪。如果他不曾把股份转让给周鸿祎后“大撒把”,或许就没有360架空原管理层的内斗,也不至于双方最后都冷漠地将熊猫直播推向死亡。

另外,前百度高管创立的自动驾驶公司星行科技,在接受巨额融资后,由于管理层频繁变动、创始团队内讧不断,最终也走向倒闭。

创始人的不作为或是强势,都可能让公司管理层陷入危机,寒冬泠冽,一个人心不齐的公司又怎能存活?

出格的创始人

BCG(波士顿咨询公司)曾联合阿里研究院、百度发展研究中心、滴滴政策研究院,发布过一份题为《解读中国互联网特色》的报告,报告显示,中国互联网企业成为独角兽平均需要花费4年时间,美国企业则要花费7年。但与成名快形成对比的是企业存活率低:团购网站2011年数量达到5000家,之后3年骤减至200家;P2P网贷平台2015年数量达到3400家,之后一年降至2300家……

相比我国的互联网创业公司,美国企业成为独角兽的时间确实相对长一些,这让行业竞争中的淘汰不至于太过残酷,但是近来的一些事实证明,足够的时间虽然让美国互联网公司确立起业务根基,可他们的危机往往来自自家创始人。

2017年,卡兰尼克辞任优步CEO,开启了硅谷独角兽企业抛弃创始人的“热潮”。数据统计,截至8月份,今年有1009名美国CEO离职,比2008年经济陷入金融危机期间的人数还要多。比如共享办公空间巨头WeWork、电子烟巨头Juul、线上拍卖及购物网站eBay以及我们耳熟能详的法拉第未来,都亲手“逼迫”掌权者离职。

除eBay之外,仔细看这些被赶出的创始人,他们的自负、胆量以及品行出奇地相似。

孙正义曾经对诺伊曼欣赏有佳,或许是他侃侃而谈的样子让他想起来年轻时候的自己和马云,他认为WeWork会成为软银的下一个“阿里巴巴“。但诺伊曼空有野心,却没有马云的格局,“帝国”尚未建立,就开始想着搞“独权”,一份切关公司上市大计的招股书成了诺伊曼权利中心化的凭证。

在这份招股书中,义正言辞地写着“如果亚当诺伊曼若去世,他的妻子丽贝卡将成为CEO继任者”。

资本的青睐纵容了诺伊曼的膨胀,甚至也变相纵容了他谋取私利的行为。他曾私下购买房产,并将其转租给Wework,Wework在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分别向诺伊曼支付了310万美元、560万美元和800万美元的租金。而且诺伊曼在上市前出售了部分股份,并将剩下的持股作为抵押申请了贷款,从Wework中套现7亿多美元。

相比诺伊曼的自私,卡兰尼克在员工的眼里可以称得上一个好老板,“他从来没有卖过自己的股份”,“他把上一家公司的股份卖了以后买了栋房子,几乎不留现金在手上,过往创业赚的钱都分散到各个投资项目中去了”。但正是卡兰尼克的野心、率直和不计后果,让优步陷于丑闻的泥淖,最终自己却成了公司上市的“绊脚石”。

凯文·伯恩斯辞任Juul的CEO,更多的是为最近公司遭受的监管浪潮担责,不过他可能只是个“替罪羊”。Juul的两位联合创始人亚当·鲍恩和詹姆斯·蒙西,创业最初是想使吸烟尽可能地健康和为社会所接受,然而当Juul以疯狂的速度生长和获利,他们却抛弃初衷、故意向年轻人销售电子烟。如今电子烟在美国遭遇抵制,可以说和Juul脱不开关系,其出格的行为加速了监管的到来。

这些天才创始人们以卓越的能力创造出一个个成功的独角兽,可一旦他们自己失控,无疑亲手将公司推向困境。

资本纵容时代的消失

种种迹象表明,资本对满口商业故事的独角兽和任意妄为的创始人正在失去耐心,他们正试图从源头上阻止悲剧的诞生。

普华永道近日发布的MoneyTreeTM报告显示,2019年上半年私募及创投(PE/VC)在科技、媒体及通信(TMT)行业的投资总量在经过2018年四季度锐减后,虽然2019第一季度及第二季度均有缓慢回升的迹象,但总体来说仍然不容乐观。

2019年上半年TMT行业披露投资金额的投资案例共878起,涉及投资金额148.96亿美元,环比下降47%,创三年来新低。更关键的是,大额交易的明星项目显著减少,单笔过亿投资数量仅有29起,环比折降一半,而且从投资阶段分布来看,2019年上半年,初创期项目投资数量与金额均出现回落,资本火力集中于扩张期企业。

Benchmark Capital的合伙人Bill Gurley在一篇文章中总结了“独角兽”公司问题的5个表现:烧钱速度极快;大部分公司离盈利很遥远;竞争力主要靠资本驱动;员工和投资者回报短期无法实现;急迫地寻求下一轮融资。这几大表现几乎都围绕一个字:钱,而如今投资热潮回落,且不管原因是什么,这种现状给独角兽公司带来的影响是客观且残酷的。

一则,初创公司融资难,更没有钱去搞扩张了;二则,资本对扩张期的企业也不再盲目追捧,他们更关注盈利状况,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没有净利润的独角兽在上市门口“被屠杀”。一位外媒工作者从他人处得知,硅谷和华尔街对亏损企业失去了兴趣,很难看到扭转局面的希望。

尽管他们可能会错过下一个亚马逊,但此时他们只想保守地止损。

资本对独角兽的态度转变和特立独行的创始人们脱不了关系,这也意味着未来创始人不得不接受约束,在特斯拉、Facebook等公司已经出现了不小的呼声。

国内也是如此,ofo的意外结局曾经引起一众互联网公司对一票否决权的反思,而一票否决权正是创始人最大权利的象征。过往,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创始人不在少数,但据一位美元基金合伙人坦诚,10多年来他只遇到一次特殊情况,如今戴威的个例让投资者们不得不心生警惕,他们或许将收回对创始人身上狂妄自大、疯狂激进等特性的过分偏爱,改变过往的投资理念。正如朱啸虎曾对媒体表示,再也不投“认为自己什么都是对的创业者”。

互联网发展至今,每个阶段的独角兽公司及其创始人背后都有当时创业环境的烙印,初期的万象更新包容了性格迥异的最早一批互联网人,而如今成功创业者的特性却趋向“模式化”,他们都漠视规则、野心勃勃、自负不已,这或许正是烧钱扩张的疯狂模式带来的结果。

资本纵容了创业者,创业者则将独角兽引至危局。

歪道道,独立撰稿人,互联网与科技圈深度观察者。同名微信公众号:歪道道(wddtalk)。谢绝未保留作者相关信息的任何形式的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