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不为,实不能也。红会出现的诸多BUG,都是互联网公司可以轻易化解的寻常问题。独木难支的红会,向第三方求助求援,客观上能缓解如今善意堵塞的痛点,主观上,也能把红会从如今的工作困境和舆论责难中解救出来,堪称双赢。

文/陈纪英

版面/大海

是不为,还是不能?

大批物资堆在临时仓库,一线医护防护物资告急。

没有防护服,医生变身“拾荒者”,垃圾袋附身;没有口罩,医生变身“裁缝”,剪裁缝制手工口罩;一线战士弹尽粮绝,肉身裸奔,心急如焚,如何和病毒作战?

武汉和湖北红会不仅在物质分发上手忙脚乱,在信息的公开上也是频频出错,汇款单上“支行”写成“之行”;公告日期2020年写成2019年;一批捐给莆田系的武汉仁爱医院的口罩数量,到底是16000个还是18000个,到底是否定向捐赠,前后说法不一;不仅是武汉红会,麻城红会的捐赠收据中,把2000个口罩写成了20000个,等等。

说真的,我从心底觉得,武汉红十字会和湖北红十字会在此国难时刻,不是不想把事儿做好,武汉和湖北红会的工作人员,都在通宵达旦的加班,不是不尽力,而是能力、人力、精力所限,真的做不好。

所以,能不能把防护物资的分发、采购、配送等复杂的环节,分流给专业的第三方机构?

我想到的选项,有阿里京东等电商企业,他们就是和货物打交道的,有人力有资源有技术有财力有初心,或者四川红会,后者经历过汶川大地震慈善项目的洗礼,有经验有体系有能力。

1

统一归口为哪般?

这源于民政部的要求,慈善组织为湖北省武汉市疫情防控工作募集的款物,由湖北省红十字会、湖北省慈善总会、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武汉市慈善总会、武汉市红十字会接收。

统一归口的原因,据武汉领导解释,是为了避免防疫防治过程中,被某些人借乱钻空子。

2

统一归口无必要

归根结底,企业捐物捐钱,其实主要基于三个考量:实现公益目的;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彰显品牌力;通过捐赠实现抵税诉求。

第一个目的的实现,其实考量的是公益组织有没有能力花好善款,收支信息是否透明,公益项目落实是否高效等,从这个维度来看,没必要一定捐赠到红会或者慈善总会。

比如三大互联网巨头,阿里的10亿、腾讯的3亿、百度的3亿,都是设置专款专用的专项基金。

去除“中间商”后,执行效率大幅提升:从红会只拿到区区3000个捐赠口罩、嗷嗷待哺的武汉协和医院,今天就收到了阿里菜鸟从全国9省统筹配送的30万件救援物资,这个效率真是杠杠的!

多数没有设置公益基金的企业,基于惯性,以及基于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的品牌等等,依然选择这两家捐赠。

截止到1月30日,武汉红十字会累积收到现金捐款6.189亿(根据武汉红会官网每日受捐额测算,截止1月28日,武汉市红十字会累计收到社会捐款398,716,870元,1月29日收到社会捐款8550.11万元,1月30日捐款13469.05万元)。

但是根据湖北日报的报道,截止到1月31日12点,武汉市红十字会收到社会捐款额为6.080882亿元,从30日到31日中午12点,捐赠额不增反降,也是很诡异的——红会信息汇总频频出错,工作实在太糙了!

第二个考量是能否抵税。我从国税总局网站上查询的数据显示,2018年,国税总局就核准了175家公益组织具备抵税资质,除了前述官方色彩浓厚的红会、慈善总会等,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都在列。

所以,能不能在捐赠环节,就能对外放开,允许企业甚至个人,直接捐助给高效、透明的企业基金会?

至少在国外已有先例,比如盖茨基金会就陆续接收了巴菲特等人的多次捐款等。

3

捐赠翻了数百倍,红会人力不匹配

武汉疫情引爆后的短短10天内,武汉红会和湖北红会的筹资额度高达6亿,以及已经远远超过往年全年筹资额度,2018年,湖北红会全年募资额仅1.45亿。

突然暴增的善款形成了堰塞湖,工作量陡然上升了数百倍,武汉和湖北红会现有人力、能力、精力根本无力支撑。

目前,湖北省市两级红会,仅有工作人员30名左右,即便抽调统计局三十人,以及临时招来的五十名志愿者,人手也远远不够。

4

权责不清,分工混乱,锅锅相推

红会分发防护物资不力,责任到底是谁,仍然处于推锅状态。

武汉红会声称只负责接收,没有权力决定发放和匹配,这一任务由卫健委等部门决定。有武汉红会工作人员透露,正常流程下,各医院要向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上报需求,再由指挥部根据库存情况向市红十字会下达分发指令。领到指令后,红会志愿者会向外发放物资。

但卫健委的相关负责人却说,市卫健委和其他职能部门是协助红十字会工作。

关于几个部门配合不力的问题,其实红会工作人员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也有所反思,“确实我们和卫健委、疾控中心、医院之间存在协调的问题,这个衔接协调不通畅,每到一个环节都有很多关卡,在灾情发生面前,这是不正常的。我也希望各个部门能够紧密地衔接在一起,把这个事情尽快达到效率最大化。”

有所反思,就应该有所改进,如果多方权责体系不清的局面没有改观,后期效率又能如何优化?!

5

能力经验不匹配

信息的上下传达路径堵塞。昨天下午,武汉红会受捐物质的临时仓库——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一度聚集了约20名武汉各医院医护人员,结果有不少人失望而返,原来区级医院只能由区卫健委代领,而相关流程医院并不知晓。

防护物资要按表分配,物质紧缺的协和医院医生排在现场的第一号,竟然没领到物质,原因是“不在表格上”——难道粮草弹药不该按需分配吗?

甚至装卸环节效率也极为低下。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司机卢师傅拖着上海红十字会的1400箱消毒液,一大早赶到武汉红会仓库,,一直等到下午四点才卸完。

仓储环节,物质堆放混乱,压根找不到货。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虽然武汉红会的仓库系统有一个物质清单,却没有详列物资具体位置,医生和工作人员围着仓库,转了好几圈才找到酒精和口罩。

更不用提及信息公示环节的频繁出错。

可以说,接收、沟通、分发、公示等诸多环节,红会目前的表现,无一及格。

6

直接捐赠已开闸

低效之下,统一归口的捐赠措施,应该修正了。

即将建成的武汉小汤山——火神山医院已经开始直接接收捐赠物资,“特事特办,不经过武汉红会”,后期再向红会补手续。

1月31日,武汉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陈耘也透露,报请指挥部同意,境内外单位或个人如有定向捐赠医院,可直接与定向捐赠医疗机构对接,确认后可直接将物资发往受捐单位。

2月1日,湖北省红十字会再次就捐赠问题,表示深感痛心、自责和内疚,并将对直接责任人依纪依规追责。

所以,向第三方求助,客观上能缓解如今善意堵塞的痛点,主观上,也能把红会从如今的工作困境和舆论责难中解救出来,堪称双赢。

其实,红会的工作人员貌似也不排斥外援,其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最后,我们也希望通过媒体,能够解决正常的物流问题,缓解我们的压力,目前有很多的民间组织、正常买卖,他们也能够帮助疫情的控制,只要是对控制疫情有所帮助的行为,我们都应该去支持,而不是去给他设置阻碍。”

7

互联网公司到底能做什么?

武汉红会和湖北红会出现的各种乌龙和Bug,其实在互联网公司,都是迎刃而解的常态情况,可以轻易化解。

举例来说,在数据汇总上:随便一个互联网公司,罕会弄错,物资进多少出多少,系统可以傻瓜式完成,而且前后同一批物质的追踪上,完全可以借鉴物流信息追踪的模式;

采购环节:互联网公司的效率也很高,比如,腾讯已经陆续在全球采购了186万只口罩、4.5万套防护服;阿里巴巴已经陆续采购了全球50多万吨物资,送达武汉、杭州等地的9家医院等等。

捐赠物资的分发上:红会手忙脚乱,但这个比起来电商平台的交易流,简单多了。目前,武汉市发热门诊共61家,捐赠物资也主要分发到上述61家,阿里京东用户量都有几亿,2019年双11后的一周,全国电商平台发放的包裹数量高达28亿件,前者的数据量、分发难度都要远远小于后者吧?

再来看仓储环节:菜鸟和京东的仓储实现了智能定位,任务分发,一键领取,库存打包,工作人员只需最后拣货上车,根本不会出现找不到货的情况,这个系统能不能快速复制红会,或者能不能采购京东等仓储资源,做到物资的快速分发调配?

运输配送环节:前几天协和医院苦求不得的防护用品,在阿里菜鸟的紧急动员下,今天基本解决了——来自9省40个单位的30万件救援物资,直达武汉协和医院,从接到需求到送达协和,就花了3天时间!此外,京东目前也累计向武汉、黄冈运送了236万件物资等。

关于供需信息堵塞的痛点,这个利用阿里钉钉、企业微信等办公软件,也不难解决吧?!

昨天看到新闻,阿里钉钉、阿里云等旗下的产品经理,一天内搭出了“浙江省新型肺炎防控公共服务管理平台”;企业微信也开通了疫情专区,提供发通知、配物质等功能等;上述技术平台和产品,捐赠物资供需对接分发上,能不能借而用之?

8

为什么要推荐四川红会?

除了企业力量,在武汉疫情爆发的前提下,全国各地的医疗机构都远道而来,接管武汉本地医疗机构的部分科室,参与到一线防控大战中,武汉红会能否效仿,从兄弟省市抽调干将,前来援助呢?

四川红会经历过2008年的汶川救援硬仗,彼时遇到的挑战和难题,比起来武汉抗疫,只多不少,而且根据微信号任易的文章,四川红会在效率、透明度等多个维度上,表现堪称优异,与其独木难支,为何不能求助于四川红会前来援救呢?

9

坦率来说,湖北省市两级红会的能力短板,不是忏悔、反思、自责后,可以一时补足的,这不是态度问题,更多是能力问题。

一方有难,八法支援,苛责红会不是目的,让善意顺畅无阻的流淌到一线,才是核心诉求。

因此,如果湖北省市两级红会,不能在关键工作流程中,引入专业的外援力量;如果相关政府部门,不能开闸活水,允许社会力量分散决策和政府统一调配实现有机集合,捐款捐物渠道堵塞,无法疏通的痛点,不会有解;我们也不忍心,让一线逆行的医护人员,继续裸跑上阵,肉身抗毒!

如果红会不能敞开大门,也不能自救于势如水火的舆论泥潭——尽管有不少恶意谣言中伤红会,但有些谣言之所以能广为流传,归根结底,是红会能力不足导致了公众对其产生的极度不信赖。

他救,自救一念间,就看接下来红会和主管部门的选择了。